近年来，我国医患之间的纠纷频发，双方的冲突频繁走向极端化，从正常的医患关系走到言语暴力、肢体冲突甚至发生恶性事件，医患矛盾逐步升级的同时，暴露的是调处医患矛盾机制的低效和公信力缺乏。据“丁香园”网站不完全统计，光从砍杀医务人员事件看，仅2011年，全国就发生了10起血案。2012年至今又发生了3起。  就在哈医大一院血案发生前一天，据西安警方通报，521医院发生持刀砍人案，59岁的住院病人王昌玉因情绪失控，将其妻子及120工作人员等9人砍伤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今年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去年曾发生血案的同仁医院副院长徐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：“医疗服务是高风险的行业，即便是规范、技术精湛者的手术也会有一定比例的手术并发症发生。但由于制度上的缺陷，一旦医疗纠纷发生，矛盾往往集中到医院和医生身上”。而对于患者来说，医生态度差，语言生硬，加上医生收红包、开高价药成了公开的“潜规则”，使患方容易产生不信任感，一旦在诊疗过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，就有可能发生医疗纠纷。再加上有些医疗机构服务确实存在缺陷，医疗水平不高，操作不规范等，也经常造成严重后果。此外，医患沟通不畅，医方不尊重患方的知情权、选择权，也是导致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。

        湖北律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医患之间产生矛盾，解决途径主要有三种，一是自行和解，达成协议；二是由调解委员会举办调解会，通过资料或双方陈述给出调解意见，但这不具有强制性，如果一方不满意就无效，“现在卫生部门搞的医患仲裁，跟调解性质也差不多”；三是走司法诉讼程序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事实上，医疗官司中，令人绝望的办案效率，经常使得纠纷失去了畅通的化解途径，从而导致极端事件发生。如2011年9月北京同仁医院发生的患者王宝洺砍杀喉科主任徐文事件，2008年7月王宝洺就选择了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此事，2008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，然而，该案3年多仍未结案，使得他一提起官司就暴躁、发怒，最后酿成了悲剧。

     湖北律师认为，事件频发，关键在于协调处理机制失去公信力，如果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公信力更高一点，如果医疗事故诉讼案件不会变成“马拉松诉讼案”，如果医患双方在信息上鉴定人和机构的责任等方面，重建医疗事故鉴定的公信力，同时努力缩短医疗事故诉讼案审理时间。